“写”的存形技巧意图表达存形形式内涵——“书面文学”与“中国书法”及“兼备‘一般共通的’‘认得形’且‘其觉得个性造型性样子’的‘活线条锋形墨色结构形’”

“论曰文字者总而为言若分而为义则文者祖父字者子孙察其物形得其文理故谓之曰文母子相生孳乳浸多因名之为字题于竹帛则目之曰书文也者其道焕焉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五岳四渎地之文也城阙朝仪人之文也字之与书理亦归一因文为用相须而成”（〈唐张怀瓘《文字论》〉，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唐）；“但直写而无意不成字也”（冯班，《钝吟书要》，清），等等。

当汉字的手写存形是只使用了由其笔者自身长期实践积累而形成的无意识性个体习惯性运笔与结体的存形技巧时，即，“其汉字手写存形的意图及表达是意图专注于在以存留汉字字形的正确笔画结构来准确表达其汉字的语句与文章的语义及语音的书面语言性内涵，乃至来准确表达其书面语言的文学性内涵”时，对此类汉字的手写存形过程可称之为“写字”；“写文章”；“文学创作”，而对此类手写存形再现出的“汉字的兼备‘一般共通的’‘认得形’且‘其觉得个性习惯性样子’的‘活线条结构形’”的“写”的意图表达存形形式可称之为“字”；“文章”；“文学”。

同时，因为此类作者于其手写存形之意图与表达上是专注于存留汉字的书面语言文学性内涵而无意于存留汉字字形的视觉形象塑造性内涵，也就是说，从视觉造型艺术之成立之所必须要素的角度而言，此类“汉字的兼备‘一般共通的’‘认得形’且‘其觉得个性习惯性样子’的‘活线条结构形’”是于其“写”的意图与表达上则是欠缺了其笔者对汉字字形的视觉形象造型性人工意图及人工表达的存形形式， 所以可以说“字”；“文章”；“文学”于视觉形象塑造性的“视觉造型艺术”而言是不成立的意图表达存形形式，也就是说“字”；“文章”；“文学”如同大自然的山水草木一样，它不是“文学性视觉造型艺术”的“中国书法”，而是“文学艺术”的“书面文学”。

“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 ”（〈晋王右军《自论书》〉，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唐）；“文章之为用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合乎道故能发挥文者莫近乎书”（张怀瓘，《书断》序，唐）；“阐典坟之大猷成国家之盛业者莫近乎书其后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世之贤达莫不珍贵”、“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可谓简易之道”、“文章发挥书道尚矣”（〈唐张怀瓘《文字论》、《书议》〉，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唐）；“夫书心画也有诸中必形诸外”（郑杓，《衍极并注》，元）；“下笔作诗作文自有头头是道汨汨其来之势故知书道亦足以恢扩才情酝酿学问也”（周星莲，《临池管见》，清），等等。

当汉字的手写存形是同时有意图地针对汉字字形而以融入了其笔者个性化“毛笔写水存形”的变化运笔及变化结体的技巧性的、以其毛笔笔锋的锋形及墨色而表达的视觉形象之塑造演化，从而意图成就同时以其存留汉字字形的个性化视觉性锋形墨色的塑造形象来同时最大表达其汉字的语义语音及其笔者的志向、性情、学识、才能等等个性化精神状态及思想内涵时，即“其汉字手写存形的意图及表达是同时并重了存留汉字的视觉及听觉的书面语言文学性内涵与活线条锋形墨色结构形的视觉形象造型性内涵”时，从视觉造型艺术之成立之所必须要素的角度而言，因此类的汉字手写存形过程中同时也同步伴有其笔者对汉字字形的、于变化运笔及变化结体的活线条锋形墨色结构形的视觉形象造型性人工意图及人工表达，所以对此类汉字运笔及结体的“毛笔写水存形”过程可称之为“中国书法创作”，也就是说对此类手写存形再现出的“汉字的兼备‘一般共通的’‘认得形’且‘其觉得个性造型性样子’的‘活线条锋形墨色结构形’”的“写”的意图表达存形形式可以作为中国独特的“文学性视觉造型艺术”的“中国书法”。

“中国书法”可以说是“中国汉字的文学性视觉造型艺术”，同时又以其“汉字题材及存形技巧”的不同而又内涵各异。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有大量的书经典故、诗词歌赋、吉祥喜悦等的或言简意赅、或辞藻华美、或众所周知的成语名文等“经典汉字题材”，同时也有各种具备“中国书法”之“毛笔写水存形”的运笔及结体技巧之巅峰特色的“经典锋形墨色书体”，因此，于汉字题材与运笔结体技巧上的“借用模仿经典”与“个性始创”可以说是“中国书法创作”的两大组成部分，可分别称之为“借用模仿型中国书法”与“个性始创型中国书法”。而基于汉字题材与运笔及结体技巧的组合变化，“中国书法”又可进一步分类为“文学且运笔及结体个性始创型”；“文学借用型运笔及结体个性始创型”；“文学个性始创型运笔及结体模仿型”；“文学借用型运笔及结体模仿型”；乃至于所借用经典的汉字之语言文学性内涵未明，或于所模仿经典书体的运笔及结体之造型性内涵未通的“东施效颦型”“中国书法”，等等。

“然书之作也帝王之经纶圣贤之学术至于玄文内典百氏九流诗歌之劝惩碑铭之训戒不由斯字何以纪辞故书之为功同流天地翼卫教经者也”、“后世庸陋无稽之徒妄作大小不齐之势或以一字而包络数字或以一傍而攒簇数形强合钩连相排相纽点画混沌突缩突伸如杨秘图张汝弼马一龙之流且自美其名曰梅花体正如瞽目丐人烂手折足绳穿老幼恶状丑态齐唱俚词游行村市也”（项穆，《书法雅言》序，明）；“笔法临摹古帖也字学考究篆意也笔法与字学本一涂而分歧晋唐以来妙于笔法而不通字学者多矣。”（杨慎，《书品》笔法字学，明）；“名家作书行款上下尚不可移易况集取强合乎往往见移行诸帖行首无故而来行末无故而往甚至强割联丝意义失所不知者效颦从事已自可憎”（赵宧光，《寒山帚谈》，明）；“书之形质如人之五官四体书之情性如人之作止语默必如相人书所谓五官成四体称乃可谓之形质完善非是则为缺陷必如礼经所谓九容乃得性情之正非是则为邪僻”（包世臣，《艺舟双楫》卷五•论书一，清）；“字学以用敬为第一义凡遇笔砚辄起矜庄则精神自然振作落笔便有主宰何患书道不成泛泛涂抹无有是处”、“至舍意义而讲字画遗宗旨而究标格抑又末已”（周星莲，《临池管见》，清），等等。

关于“中国书法”，或若其是以汉字以外的某文字体系作为题材对象时可称之为“某文字书法”；或若其其中某汉字处有涂改抹黑或汉字外垃圾明显时则可称之为“汉字草稿”；或若其其中某汉字笔画结构模糊不清；或若其其中某汉字结构是缺笔少划的“缺陷汉字”；或若其其中某汉字结构是没有任何字典或出处可作为结体依据的“自造汉字”；或若其于汉字语句排列上纵书与横书混用等而致使载体平面出现分解断片化；或若其汉字语句的语义不通等等时，因其“写”的存形形象在客观上已经欠缺了“中国书法”应该必备的中国汉字的书面语言文学性内涵的意图与表达，所以，或者，可以以其存留形象仅所具有的“活线条锋形墨色”的“写”的意图表达存形形式可都统称之为是“存留活线条锋形墨色”的“活线条锋形墨色的装饰图案”。

另外，于观者的角度而言，当观者对“写”的存形技巧的意图与表达存形形式的“活线条锋形墨色结构形”的视觉性认知结果是其“兼备了中国汉字的‘书面语言文学性’且‘其字形的造型性’的意图表达”时，其观者即可归属其“活线条锋形墨色结构形”为“中国书法”。也就是说，“中国书法”的归属基准不是任谁都可拿来用一下就能得出一律性结论的量具性尺子，而是基于其观者的认识不同而会有异的归属基准。仅就“中国汉字的书面语言文学性”而言，仅仅基于其“活线条锋形墨色结构形”是某观者个人不认识的常用汉字外汉字，或隶外的篆、草结体的汉字，其观者个人就定位其“活线条锋形墨色结构形”之归属为“非中国书法”时，只能说其某观者是“中国书法圈外者”。

总之，对于“中国书法”，可以说“毛笔铁笔硬笔使用爱好者是鉴赏品评其‘活线条锋形墨色结构形’之运笔及结体技巧之内涵”；“中国文学爱好者是鉴赏品评其文学内涵”；“中国书画印爱好者则是鉴赏品评其语言文学性内涵与其造型性个性内涵之综合内涵”。“中国书法”是与美术字或等同于美术字的所谓硬笔书法不同的、是具有中国独特的“毛笔写水存形”的运笔及结体内涵的中国特色文学性视觉造型艺术，其“汉字的兼备‘一般共通的’‘认得形’且‘其觉得个性造型性样子’的‘活线条锋形墨色结构形’”的意图表达存形形式更是明确蕴含中国文化独有的作者意图表达内涵的“指纹性作者人象”。